而且只要其符合人们的文化预期，社会信用和评级系统就可以在文化上被接受。
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社会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问题。
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当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
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苏俄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个体作为数据集合点的重构为独立宣言中的内在原则提供了新的形式。
即社会将更加需要具体社会和政治情景下的行为规范。法律的组成机体将在法律组织消融后显现。其中包括如下收集信息的方式，即数据由生成数据者提供，或者国家自行收集数据，或者创建专门从事数据收集的企业。B.信息学理论框架下的社会信用 社会信用或评级系统是建立在数据上的。
吸烟会提高医保费用等）。社会信用概念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协调顶层设计的成果。
评级成为了治理的一个工具，它为治理提供用以提供好处、诱因、奖励和进行惩罚的触发条件。要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我们需要引入如下语境：社会的忠诚责任 （为了组织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行事）崛起于各个层面上的社会秩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腐败的关注。为此，本文第二部分首先思考区分社会信用制度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作为一种新的意识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可以被看作是将决策制定的焦点从系统运行的低层决定转移到更为抽象的运作层面的决策制定。
最后，系统的诚信问题当然也会影响到领导合法性和其自身对国家和社会的基本义务。评估结果会让我们了解公司运转情况，但我们不能用评估的结果来向利益相关方传达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在参与式大众娱乐的影响下，大众社会已经掌握了分享观点的技能，这种分享其实也就是提供数据。A．作为规范和技术的社会信用 所有的社会信用体系，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像西方那样的评级系统，都有着一系列规范性的要素。
这部剧说明了国家和私人合作在实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性。汉弗莱（Humphrey） 说众包已经在全国各地的警察队伍中引起了重视，而这部电视剧，除了其作为电视剧的本质之外，还将从互联网的视角思考互联网在案件破解中的好处和坏处。
第一，社会信用是指中国政府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律规章制度，名为社会信用。但是，由此产生的控制架构，即在政府机构的整个范围内划归一些权力，将带来一系列行政问题。
这些挑战有着实用的特征并且能够分为以下几类。当今这个量化、信息和算法的时代似乎已经颠倒了集体和个人间的传统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原则（比如个人适用的集体权利）还没有改变。[13] 在这里，ISO 26000 框架显得十分有用。也就是说，尽管评级系统是用来估量来自其他地方的规范和价值，但它们自己也都构建规范和价值。[15]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2号概况介绍文件）[16]，这个公约里包含了联合国的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2011）为基础的企业责任要求。在其他系统中，这种对行为的引导也包括对犯罪指控的规避和对金融市场的更高准入权。
这些都着眼于与中国以外的政治和体系标准的整合和社会信用度量在海外运营的中国企业中的应用。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最新推出的电视剧Wisdom of the Crowd（《大众的智慧》）[18]就对此做了相关探索。
最后一类是理解上的挑战，包括评级算法构建和应用中的诚信问题，如何从数据本身构建意义，以及在社会信用体系之中保证诚信的终极难题。数据并不会像河一样自行从高山源头东流入海，数据必须要从其来源中提取出来才能有价值。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以及私人机构已经开始越发关注管理者利用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来开发精密奖惩系统以引导恰当的社会行为的能力。第二，社会信用一般指代新型的治理模式，即融合法律和政府，公权力和私权利以形成新举措改变传统的法律、政府、社会治理结构。
[3] 我认为这些新的发展将使得国家和法律的关系，以及法在国家治理中的特征和角色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市场并不提供选择数据和算法的规范。[4] 评级或社会信用体系的实施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和其用于保障社会和谐，促进公共福利进步的体制之间的关系。尽管整合所有的社会信用子系统会让西方社会治理更有效，西方也不可能出现一个集中的社会信用体系。
例如，如果根据其中的开花植物的数量对花园进行评估，我们可能需要区分园艺花和杂草。社会信用和评级系统可以在本质上有着明确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特征，这来自于各个社会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各个具体国家的习俗和传统。
剧中主角是一个科技创新者，她为了破解女儿被谋杀的案件发明了一个技术上顶尖的数据众包平台，这一平台后来也彻底颠覆了整个旧金山市的案件破解思路。为了理解社会信用，人们必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法律政治关系处于不断的发展，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会不断发展。
而这些问题可能会与行政管理的自由裁量权和算法如何才能有效运转有关。顾客的政治观点被看作是其慈善捐赠和其政党身份的集合。
在西方模式下，西方社会过渡依赖私人商业机构推动社会信用系统制度化，私人商业机构主导信用制度的标准，并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信用价值和排名的合法性，以及对信用主体行为的影响。此外，这些发展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未曾检验过的领域，即治理结构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融合公共权威机关和私有机构。第二个是内生于执行过程中的规范性要素。同时，本文也检视了有关广泛政府领域的一致性的管理性挑战，与私有领域社会信用的整合，以及解决行政权力滥用问题的挑战。
相反，在新的系统中，国家也是一个参与者，但是主要力量可能是私有部门，方式可能是对信用的规定和可能用于评估并改变行为的评估系统。新的举措则利用了算法来产生评估等级以评价监管客体的行为，并依据评估等级输出奖惩结论。
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通过把其资源恰当地归置到国家机关之外认识到了这种治理模式的碎片化倾向。这部电视剧灵感来自于万千大众的共同参与将创造巨大价值。
不过是否存在一种能让大众，或者大众民主作为一个整体，适应并接受超乎即时自我服务（immediately self serving）的闭环系统的一种数据披露模式呢？国家有没有可能开发一种执法（刑事和监管）系统，通过诱导大众自觉成为为执法或监管提供必要数据的参与人来实现法律的执行呢？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问题的答案可能依赖于西方社会文化管理机器，即电视、电影和相关媒体，构建一种全新的叙事来把这种活动自然地内化到西方文化中去。一个人如何遵纪守法将变得和遵纪守法本身一样重要。